事情是这样的，原本我只是想看看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本子，这回找来小说全本打底（原著为《秋菊传奇》。电影版改编的只是小说第一部），抻长了拍成电视剧会是什么样。
结果看了第一集，一发不可收拾，就一直追到现在，眼看就要追完。
从题材上看，这是近两年政策扶持、市场下重注、观众看着也新鲜的农村剧。
从类型上看，不用多说，注下得越大，它就只能是一部大女主剧。
从特色上看，只用五分钟它就让你知道，这是我们国产剧里最让老百姓爱不释手的气人剧。
这就是今天要聊得这部《幸福到万家》。
明眼人不难看出，第一集第一场戏，是一个向意大利传统土特产《教父》的致敬——办婚礼。
是的，我没用剧里剧外都用的词，“闹婚”。为的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从“闹”上转移过来。
这场婚礼的热闹并且导致后续闹得不可开交，自不必说。除此而外，说它致敬《教父》开场，也不是玩笑话。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里头的门道细瞧起来，也有一二三四。
比起《一步之遥》里，姜文坐在昏暗的办公室梳着油头撸着猫，追求惟妙惟肖的致敬不同，《幸福到万家》致敬得更有想法：
它把万家庄的“教父”万善堂（刘威饰）放到了大庭广众——一个乡村婚宴的酒席上。
这是万家庄里的老王家在办婚礼。王友德儿子王庆来，娶了一个新媳妇叫何幸福（赵丽颖饰）。
这场婚礼主要由三个情节点构成：
村书记万善堂到场并讲话；
万善堂儿子万传家以闹婚之名猥亵何幸福的妹妹何幸运；
万传家被何幸福爆头，婚礼未完，众邻四散。为万、王两家接下来的一系列冲突打下扎实的基础。
由于后两个情节点动静比较大，也更有噱头，第一个情节点的重要性常常被忽略。让我们来回顾这次讲话，并梳理几条关键信息。
其一，万家庄的发家史。
本剧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万家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但从开篇的迎亲几个大全景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此地四面环山，中间一条河流横贯。再有白墙灰瓦的建筑特色和皖字开头的车牌号，应是安徽皖南一带的某个村庄。
当年万家庄在万善堂率领下，靠山吃山，进山采石头，建了建材厂，从此摆脱穷困，成为县里的明星村、纳税大户。万善堂也从一个致富能人，成为万家庄的政治强人。
其二，万家庄的姓氏结构。
简单说来，一个村的姓氏分布情况，不出三种：一强众弱（以一个大姓为主）；数强众弱（几个大姓为主）；杂姓村。
万家庄显然更像一个一姓独大的村庄。姓氏分布情况反应的是背后宗族意识的强弱。越是大姓村，宗族意识越强，越抱团，越排外。
其三，有大姓，也便有小姓，作为小门小姓的老王家在万家庄的生存处境。这个处境笼统说来，是两个字，外人。
粗算一个时间账。本剧刚开始的时间是在年，大约过去三年，有一集王庆来自述道活了三十来岁。那么可推测王友德夫妇年纪应在五十多岁，这样一来，他们的成长岁月是在六七十年代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和饥饿中度过。
为了活命，他们一家从异地他乡逃荒来到山清水秀的万家庄的可能性更大。
平时无事，叔叔婶子一家亲。一旦遇事，本村人和外姓人之间的你我之分，便毫不含糊地显露出来。
比如，在一个以血缘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格局里，老王家是没有与当地人联姻的资格的——
所以他们娶的媳妇也是外村人。他们没有争取到攀上一门万姓人家的亲事、改善自身地位的机会。
比如，血缘即人缘。一个外姓人娶了一个外村人，如此“见外”的事，本村人不会当回事。这场婚礼能否办得顺利、热闹，就看万善堂是否能亲自到场。所以王友德夫妇对万善堂那种巴结奉承到令人无法理解的谄媚劲儿，其实也能理解——
否则不用等到后面闹婚那一出，满座的四邻也会说散就散。
假如这场婚礼以一个无人捧场的结局收场，那等于是当众直接宣告了老王家在万家庄的人情破产。用王友德常挂在嘴边的话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因而当万善堂虽迟但到的时候，王友德夫妇激动到要把他请到台上接受一对新人叩拜、发表讲话，外人看到的是不合常理，但此中心情，不是一个大姓村的小姓、外姓人，还真不一定能体会。
这个讲话里，还有一条对老王家十分有利的信息：万善堂当着几乎全村人的面说，王友德是当年第一批随他进山采石头的人。
对王友德创业首开功臣的肯定，进一步确认了他们作为万家庄自己人的合法性，无疑是对老王家在本村立足最有力的站台。日后这也成为两家发生一波接一波的紧张对立时，王友德用来缓和事态最大的人情资本。
但多看几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创业功臣王友德一家，几乎是万家庄屈指可数的以种地为生计的农户。这在依靠万善堂领导、率先完成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的万家庄，是个稀罕事。
为什么王友德一家如此迷恋土地呢？
01种地
促成老王家固守土地这一局面的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分得革命成功的果实。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但自己人和外人的分别，是其中最根本的一个。所以王友德是第一批进山采石头的人，也可能是第一个从创业团队里被排挤出来的人。
其次，作为万家庄的外姓人，他们在血缘关系上已经无能为力，那么只能牢牢抓住另一个巩固万家庄人身份合法性的生产要素——地缘。
几千年来，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重要性源于匮乏。我们的农民大部分时间并不拥有或只拥有很少的土地。所以历来暴力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打土豪，分土地。
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当下，虽然大部分农民早就外出打工不种地了，但是土地依然有着超出生产、生活更多的意义。住在祖宅上，活在“祖荫下”，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人生终极目标。
当其他万姓村民要么把地承包出去，要么干脆就让地荒着，老王家则全心全意扑到土地上，由衷感到满足。别人都开开心心到万家集团当起打工人，唯独王氏父子不为所动。
家里唯一一个在集团上班的小女儿秀玉（在重男轻女观念下，秀玉又成了迟早是别人家的“外人”）几次三番劝说大哥王庆来进厂，认为这要比种地来得轻松，收入也不少。包括村委和万善堂本人也多次表示，进厂打工，随时欢迎。
但这个看上去好像真得很不错的活路，甚至不如万善堂什么也不说只是露个面让他们兴奋。他们对这个“诱人”的提议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有时遮掩不过去，也正面回应一下。
王庆来的说法是，他没那个能力在厂子里干。他就爱种地，不习惯厂子里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也不擅长跟人打交道。
这当然是个说了但又没说的托词。
这没说的第一层意思，关乎生计。种地不如进厂打工收入多是事实。但也够应付一家吃穿用度。除去老大结婚、老二念书花费外，老俩口还攒下十几万用于日后建大棚种菜，这样说来也未见得就比打工差。
没说的第二层意思，关乎安全感。老王家应该说是万家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户人家。如今看上去窝窝囊囊、胆小懦弱的王庆来，不就是小时候被姓万的小孩欺负、家里人还不敢替他撑腰做主的结果吗？
他们日常举手抬足，都要前怕后怕，看人脸色。
万不得已出头做点事，也必须搬来万善堂这个金字招牌，否则万事难做。进了厂，就相当于一头闯进了万氏宗族的关系网格里，他们的外人身份便愈发凸显，日子也就格外难过。
这个情况，王友德早已领教过。
与其如此，既然大家都不种地，那我们种地。只有在自家的几亩土地上，他们才能摆脱万家庄的人际关系压力和人情社会的冷眼，感到轻松和自由，并在土地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获得占有土地的实感。
当这种实感因征地纠纷被剥夺，胆小怕事的老王家，也硬着头皮走上了与万善堂对簿公堂的抗争之路。
02征地
要来征老王家地的，是万家集团。
万家集团靠早年进山采石，建成建材厂、瓷砖厂，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带领万家庄领先全国十年打完扶贫攻坚战，成为一个年产值十几个亿的大企业。
但如今辉煌已过，产业升级上不去，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他们打算从重资产经营中抽身，另开一条赛道——合资建保健品厂。
建保健品厂还要搭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前者落在原先的采石场，后者选的地方，就是老王家及其承包的另外三家这二十几亩地。这片地他们已经规划成了大棚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围绕征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村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
当了解到污水处理厂选定的这块地是老王家的地时，他们决定召开本剧第一次村民大会。村委的万才良特别亲自通知，王氏父子要都到场。
这次村民大会的主题是，告村民拟建保健品厂相关事宜。但实际的议题只有一个，对王氏父子当众施压，迫其答应交出手中的土地。
万善堂以万家庄党支部书记、宗族领袖、万家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发表讲话。
同样我们也看到，坐在台上的和坐在万家集团会议室里的，差不多也是同一拨人。一套班子，三块招牌（村委党委宗族）的政治权力构成的优越性和灵活性，在征地一事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万善堂讲话，没有一句废话。
首先他指出今天参加村民大会的多为青壮年，而不像别村多是留守的妇女儿童。但这时候镜头扫到台下，有意无意给我们提供了多一层信息：
青壮年居多不假，但也多是灰头土脸的青壮年。其中哭丧着脸的是王友德王庆来父子。
一上来说这个，用意再明显不过：是万家集团让大家伙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吃饱饭，不用一家人四分五散。我们得感恩。
接下来就是介绍建保健品厂的事，并强调这是万家庄致富新路子。用万传家的话说，未来几十年村里人能不能过好，就看这个厂子能不能成。
这话换一个方式说，谁要让这厂子建不成，等于是和全村人过不去。
这本来是万家集团和要征地的四家（主要是老王家一家）的私事，被万传家这么吵吵巴巴一句，变成了万家庄全村人和老王家的公事，性质大变。
话说到这个份上，谁赞成？没有不赞成的。谁反对？王氏父子想反对但不敢说。
因为这件事听来听去，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村委万才良在台上把这块地说得一钱不值，又开出“种地不如上班”，“友德可以到厂子里办退休，想上就上，月月领退休金”两张支票，把俩父子一顿安排，但他们根本不想要。
他们以前种地，现在种菜，如无意外，他们靠和城里的超市签订协议规模化种菜，年收入可达到十五到二十万。这不比打工强？
但再强也得服下这个软。他们既不敢和万家集团作对，更不敢和全村人作对。王氏父子近乎悲戚地应下这个“牺牲个人利益”的不合理要求。
这种根据需要灵活切换公私属性的操作，在征地补偿上也有体现。
为此，万才良也在村委开了个小会，把王氏父子及其承包的另三家叫到一块，人手一份补偿协议。
这一幕我们光顾着看村里有名的懒汉贯财跳脚、为补偿款远少于老王家大闹，却忽略了这次会议的深意。
这个深意就是要让贯财闹起来，把注意力转移走——
乍一看，四家同样都是5亩左右的地，算下来，其他几家补偿的是5万多，老王家是20多万。不管谁不满意，老王家都不应该不满意。尤其当另三家公开表达不满的时候，老王家更没有不满意的理由。
万才良这笔账算得看上去十分公道，加减乘除，只多不少，都是按照政策来（话虽这么说，但我们一查便知，土地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6-10倍中，最低的6倍来算）。但最大的不公道是，这是以村委的名义征地，再批给万家集团使用。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拿不准万家集团是个什么性质的企业。此次征地及其用途，大会小会，话里话外听着都像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项目。
直到万才良告知，征地补偿归村委管、地上物补偿归万家集团管的二分法（后者需要提供发票才能报销）出来，我们才明白，万家集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民营家族企业。
而不管是政府建设用地征地还是政府为企业用地牵头征地，按照《土地管理法》里的相关条例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属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些都应该是无条件补偿到农民手上的费用。
这个需要开票才能报销地上物费用的皮球，怎么也不该踢到老王家这里。
万家集团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描绘新的事业蓝图，似乎全村的幸福生活即将到来。但一问台底下牵涉到征地的几家，你会发现，他们只在乎赔偿款到不到位，并不关心这个厂子是否真的能让他们在未来几十年过上好日子。
是这几家目光短浅吗？
如果说万善堂和万家集团释放的这个好消息对老王家没什么吸引力，还说得过去。那为什么对其他万姓村民也丧失了诱惑力呢？
当万善堂在台上用一句“大河涨水小河满”的俗语来说明集团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时，他的本家侄子贯财有一句一闪而过的神补刀：大河是满了。
小河呢？
台下村民灰头土脸的样貌和只关心个人小利不关心集团大事的反应，便是回答。
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万家集团还是一个万家庄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人人有钱拿，有福利，年底还能分红。一荣俱荣，共同富裕的口号也可能喊过。就像我们都熟悉的曾经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故事。
但如今的万家集团早已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到家族企业的转变，利益和权力只集中在万善堂父子和那套领导班子手上，不再往下流动。
因而万家庄给我们的印象，就有些说不出的分裂感。
一方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富裕村。
在参加幸福家小孩百日宴的时候，万善堂又带来一个好消息：
万家庄进入了全国创业致富村的评比。在全省个自然村里，选5个。万家庄排第2。虽然我们没怎么见过万家集团工厂的热闹景象，但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典型。
另一方面，它村容整洁，民风古朴，又像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村落。
尽管已经是年前后了，井边浣衣、荷锄下地等农耕气息浓重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在这群虽然先富起来、但不忘初心的村民当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有万书记。
戳破这层窗户纸吧，万家庄的大部分村民，并不富裕。或者说，不再富裕。
这种分裂感，本质来源于贫富差距导致的社区分层和分化。
万善堂和万家集团的确让村民们不再担心温饱，不过也仅仅止于解决温饱。无论万家集团如何壮大发展，都不再与他们有关。
就像进了城开了眼界的幸福所说，以前她只想着活下去就行，但现在还想要活明白。万善堂创业之初，村民们吃饱了饭，对未来吃好饭充满信心。
过了几十年，他们发现还是停留在吃饱的层次，不免感到失望。“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的口号，听来就有了一丝讽刺。
但神奇的地方就在，内在的分化并未让它走向一盘散沙，万家庄依旧是一个集体主义色彩鲜明的乡村社会。起码表面上它看上去非常团结，秩序井然，甚至可以说富有活力。
而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权威人物的治理——万善堂。
03强人
万善堂可以说是本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人物。
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他的身份的多重性。
上文说过，他集村党支部书记、宗族领袖和万家集团董事长于一身。管理范围几乎涵盖了万家庄建设发展和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应到日常事务上，便是既抓大又抓小，白天要洽谈几个亿的大工程，傍晚散步也要顺带手管管村民的业余休闲生活。
进一步来说，因为他的治理对象是一个小而具体的自然村落，那么，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也便有了另一番考量。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第一集。老王家这边婚礼马上开始，那边万善堂迟迟未到——去县上开会了。
剧中虽然没有交代，但我们可以推测，他对进城开会和老王家办婚礼这一来二去的时间，是做了充分估计的。也就是说，应该赶得上。但以防万一，他还是吩咐儿子万传家先到场随上礼。
他比谁都清楚，他亲自参加老王家婚礼的重要性。如果这个婚礼办的不成功，这会让万家庄落得一个排挤外姓、民风败坏的坏名声，这在名声比天大的万善堂那里，是万万不能允许发生的事。
我们还可以大胆一点说，假如两件事时间冲突只能择其一，而县里的会没有到十分紧要的地步，万善堂相权之下会选择赶来参加老王家的婚礼。
万善堂就像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一样，行事风格突出一个“两头一致”的原则。即同上级组织保持一致，对下面百姓保持一致。怎么保持一致？一句老话便是，群众无小事。
继续说几句吴仁宝，我们看看华西村村民是怎么说的：
吴仁宝是统理村中大小事务的决策人。村庄的环境、企业的上马、运作和经营，干部的提拔，职工的村内流动，村庄或企业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百姓的日常起居习俗以及一个家庭的红白喜事、一个普通孩子的就学等等，都往往要听他的主张。
这描绘的何尝又不是剧中的万善堂？
身份的多重性，指向的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他既有乡村血缘社会赋予的传统权威（宗族领袖），又有国家权力自上而下介入给予的法理正统性（村党支部书记），还有创业致富的经济手腕（万家集团董事长），这让他在面临村集体分化危机时，通常能够迅速调集乡村集体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整合。
为此，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四个层面把万家庄凝聚为至今不败的乡村共同体。
一是工业整合。
这说的是早年创业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都在忙着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万善堂以超前的眼光，把村民的双手从土地移向石头，走向了集体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初步共同富裕。
二是利益整合。
吃饱了饭，兜里有了钱，这钱还越来越多的时候，各个层级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再继续搞集体主义大锅饭那一套，这锅迟早要被砸碎抢去卖废铁。那么分出普通村民，工人，村干部和权威领导层的层级关系，引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利益分配，便是维持社区共同体的必要步骤。
三是制度整合。
一个村里，有人富一点，有人穷一点。有人是干部，有人是平民。怎么样才能让这些身份地位不同的人，还能住在一个村里，共同维护一个共同体的荣誉和形象呢？
走到这一步，就看出平时万善堂从不缺席家家户户的家务事的重要性了——管。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要把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教化的方式、管理村民家务事的方式，身体力行推广出去。
这种日常管理，最终会形成带有强制色彩的村规民约。闹婚事件之后，主线剧情在你来我往争对错、打官司时，万善堂做了一件事，张贴村民告示，取缔闹婚习俗。这个约束力，比法律条文还有效。
四是产权整合。
为了防止外部市场不确定因素和私有化道路的冲击，拉开内外差距，维护村集体利益，更自如运用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机制，万家庄逐步从集体产权走向去集体化、去组织化的家族政治。万家集团也从集体产业变为万氏父子和亲属能人的家族企业。
说人话便是，万家庄和万家集团，现在都是家族制。这个操作看起来很自私，但却出于公心——只有万善堂和他的家族精英带头，万家庄才能搞好，避免分化和分权危机。
华西村的吴仁宝当初没少被人拿家族制说事儿。老书记直言不讳道：
像我这样的家族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这个家庭是为更多老百姓去服务、去奉献，为了他们的共同富裕，如果全国都像我这样的家庭，可能越多越好，更多的老百姓可能富得更快、更好。
被问多了，他还有一句牢骚话：
如果我吴仁宝一家搞个体，一年3个亿是没问题的。那我就成了大富翁了，可是，华西的老百姓连小康都难以达到。我的一家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村集体富裕，才家庭幸福。
所谓论迹不论心，这个话是真话还是场面话无需争议，吴仁宝当政期间，华西村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最有说服力。
我相信有一点也同样是无需争议的：
万善堂是一个吴仁宝式的村书记和致富领路人。他几十年在村里和集团两头忙，是为了大家而非小家，是出于公而非私。这一点无论是从角色创作还是直接观感上，都能得到印证。
他首先是一个具有生活感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始终落在村庄里，外在与一般村户无异，不是府里府气的深宅大院。谁都能来敲门，没有门槛。
家里是一个祖孙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格局。所有家庭成员都恪守着约定俗成的家训家规：
大量的全家一桌吃饭戏；万传家在外头唱歌喝酒玩得再晚也要回家睡觉；万传家媳妇总是忙活饭菜喂小孩、家里的男人基本只顾吃喝谈事等情节，都说明家庭生活的秩序感，是万善堂治家尤为看重的。
出了家门，走在万家庄，人人见了万善堂都要热情打招呼。家家有事，本能想到的是找万书记。
我们在幸福生产大出血，万书记深夜一个广播招来全村20岁以上40岁以下村民来排队输血这场戏里，就见识到了他的权威领导力——
在对血液有着古老迷信并对献血多有偏见的乡村社会，若无相当的威信，是断难动员的。
这里当然有怕的成分，也有敬重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村民们对万善堂有无条件的信任，依赖和服从。
他们折服于万善堂巨大的人格魅力，也在他的领导下切切实实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改善（只跟下游的水尾村比较，万家庄发达的不像来自一条河边的两个村）。这是支撑万善堂完成上述四层整合，保持万家庄作为一个富足、团结的乡村共同体的两个核心力量来源。
从土地到地上的人，万家庄的风云万事，初记到此。
本文主要便是通过前二十集不到的剧情，对万家庄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中国乡村，进行一个社会学视角分析的尝试，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和社会相遇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这些事又是如何发生的。
由乡土到中国，很多事也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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