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四十年》：急需住房的大国小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唐]
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转而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也是在年，距这里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十年浩劫，让中国的经济不仅仍然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
年，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划定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个春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然。无论是否曾经生活在年，只要你将视线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当历史进入了年后，人们总能够在报纸新闻里，在字里行间里，感受到春风拂面。
可是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又岂是一张薄薄的报纸所能改变?
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而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如今想来实在可笑。
对于中国的落后，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感受更加具体。或许千年以前的杜甫与人们彼时的心境大体相似。
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3.6平方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城镇居民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上。事实上，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过道上码放的煤球，用废旧模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至今，筒子楼里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统计数字显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新中国成立时少了0.9平方米，在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
然而，面对全国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负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
国家家底单薄，百废待兴。面对窘境，如何改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从中央部委到省、市、县有关部门，从中央首长到基层单位领导，无不百般研讨，绞尽脑汁，到头来还是乱麻一团，无计可施。
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转达了伟人邓小平同志对于解决租房问题的指示，主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的路子能不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视野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寻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人敢答，他自言自语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讲话，被后人评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中国已经等不起了！而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5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年年终，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当年年度人物，并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农民的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了中国房地产界的大腕，资产达数百亿元。
这一年一个叫王石的27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20多年后，已成为中国房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人们知之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这一年，在大学教室里，28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室，而29岁的冯仑进入了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学系，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正是这一幅幅改革开放的愿景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人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和舞台，所有风光无限的中国房地产商和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都将有着迥然于今天的人生际遇。